龙思泰，瑞典人，瑞典文姓名为Anders Ljungstedt，英文姓名为Andrew Ljungst?edt。1759年3月23日诞生于瑞典南部的林雪平。父亲安德生为教堂的敲钟人；母亲安娜。还有一个弟弟亨利克，生于1761年。1762年，父亲去世，母亲被迫改嫁。继父约翰森（Petter Johansson），被龙思泰称为“一个好人”。 1772年2月，龙思泰13岁，才获得上学的机会。就读的特里维尔学校（Trivial School）包括四个年级，毕业后升中学，然后大学。因其继父所在的教区名叫“龙”（Ljung），取名为龙思泰（Ljungstedt）。由于家贫，龙思泰很早就开始给人上课以赚取一些生活费。 1784年，他到了俄国，担任一些富裕人家的家庭教师。1794年，他返回瑞典。 后来，他到了斯德哥尔摩，在政府里找到一份公职，担任俄语翻译。1796年，他跟随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Qustaf IV Adolf）到俄国，向公主求婚未成。同年，龙思泰与穷寡妇莫桑德（Corolina Mosander）结婚。 1797年，龙思泰受雇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并于1798年乘商船“多罗丁宁根号”〔Drottnningen，又称“王后号”（Queen）〕远航中国。并留在中国，担任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同时，他也开始做自己的生意，成为富翁，并打算用自己的财产在自己的故乡办一所学校供穷孩子接受教育。 19世纪初瑞典东印度公司结束其贸易，龙思泰继续做自己的生意。1820年，他成为瑞典驻中国的第一位总领事。1815年，他被瑞典王家授予瓦萨爵士的勋位（the RoyaI Order of Vasa）。直到1815年，龙思泰一直想返回瑞典，但后来改变主意，移居广州附近的葡萄牙居留地澳门，从事历史研究以终其身。 1832年和1834年，他出版了关于葡萄牙在中国的居留地，特别是澳门的著作。这些著作经过修改，在他去世以后，于1836年在波士顿被合成一书出版。书名为《早期澳门史——在华葡萄牙居留地及罗马天主教布道团简史》（A Historica1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1835年11月10日，龙思泰在澳门逝世，葬在那里的英国（新教）坟场。墓身铭文刻着：“这里长眠着瓦萨爵士、学者和慈善家龙思泰。”
“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是思想文化巨人歌德（J．W．VonGoethe，1740－1832）为他在德法斗争中没有为本民族服务所作的辩词。中葡两国于16世纪在澳门找到了一个恒久的交汇点，四百年来，双方虽有冲突交锋，但总体上能和平共处，各取所需，令一个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可利用和依赖的港口小城生存发展至今。然而，在中西交融的四百年间，这两国的历史学家始终未能为这块弹丸之地写出一部双方均能认可接受的历史。任何人写历史，纵然能超越本民族的立场，力求不偏不倚，但最终也摆脱不了骨子里的民族情感。
但几乎与歌德同时代的龙思泰（AndersLjungstedt，1759－1835）却是个难得的例外。他在澳门生活长达20余年，无论按现行法律还是依照《基本法》，他都合格做一个澳门的永久居民，但他既非中国人又非葡萄牙人，他是瑞典人，所以完全可以“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来写澳门历史。或许正因为此，他的《早期澳门史》——首部以英文撰写的较为完整的系统的澳门通史，160年来都是澳门研究者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刚刚来到澳门时，龙思泰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这个半岛为大片的水域所包围，受到潮汐和珠江洪水的冲刷。有规律的季候风，令人赏心悦目的水流，在东望洋山和西望洋山脚下奔腾咆哮。再加上市场供应充足，使澳门成为令人身心健康舒畅的所在。”这一片由衷的赞美之词似乎预示着龙思泰将选定澳门作为他人生最后20年的栖身之处。而这最后的20年，就是龙思泰对澳门史进行艰苦而卓有成就的开拓性研究、写下历史名著《早期澳门史》的20年。
任何富有成果的学术研究，都必须从坚实的资料工作做起。为了收集澳门史的资料，龙思泰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为了了解澳葡自治的历史和现状，他仔细阅读藏书、议事会的会议记录、葡王诏书、发往果阿的信稿，甚至连一些古老的残篇断简也不曾放过；为了了解澳门葡人的人口状况，他从大堂、风顺堂和花王堂三个堂区的主管神甫那里获得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王家圣若瑟修院萨赖瓦主教所提供的大量档案资料，他从罗马传信部帐房神甫马尔志尼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天主教在华各传教团体的准确资料。
正是在这样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面前，尤其是古老的葡萄牙原始史料的佐证下，龙思泰虽是一个远道来华的西方殖民者，却也没有偏袒葡萄牙，而坚持“澳门是中国领土”这一鲜明的学术观点，并本着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我的所有努力都限制在简要而忠实地叙述事实的范围内，留待读者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判断所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明察秋毫的头脑之下受到检验”，写下了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早期澳门史》。《早期澳门史》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题为“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分三卷论述了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居留地的情况。第一卷“临时居留地”，论述的是葡萄牙人在双屿、泉州、漳州以及上川岛、浪白澳等地的居留情况，第三卷论述了他们在澳门城外的居留情况，而第二卷是本书上篇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见龙思泰精神的部分，则用六章的篇幅，全面地研究了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固定居留地”——澳门的历史概况、地形、区域情况、人口构成、政府组织形式以及澳门的对外关系。这一部分，内容完整、分目明晰而全面，简明扼要地勾勒出早期澳门的历史概况和社会全貌，堪称一部体例严谨的信史。第六章《对外关系》，展示了澳门与中国内地、葡萄牙及其他东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关系，为后人研究澳门对外关系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和范例。
下篇“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分为两章。第一章《澳门的罗马天主教会》，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澳门天主教史，而第二章《罗马天主教在华布道团》则是一部简明的中国天主教史，这一部分对研究罗马天主教在早期澳门的活动情况乃至它在整个中国的传道情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并且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启迪和模式。
对澳门而言，最有意义的，莫过于本书上篇各章内容了。正是在这一篇里，龙思泰以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的眼光，剔除了西方来华传教士出于特定目的而强加于澳门身上的不实之词。在龙思泰来到澳门之前的近三百年中，他们都众口一词地声称，澳门是由于葡萄牙人为当时的中国明朝政府多方“效劳”，经过中国皇帝的特许之后给予葡萄牙的土地。龙思泰没有随声附和，而是通过严谨的、对原始资料的研究，得出结论指出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上编第一章《历史概述》中，龙思泰不但从中国历史记载里，而且仔细分析了在西方严谨的学者著述和早期葡萄牙殖民大臣留下的文献之间的矛盾之处，据此推翻了在西方尤其是葡萄牙流行的武断观点，明确地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葡萄牙人入据澳门是他们向政府官员贿赂所致，而不是葡人征服的结果，是明朝廷最后开恩允许葡人居住的；对澳葡当局，龙思泰说：“葡萄牙人很清楚，他们得服从中国的法律”，即使议事局、澳督在葡人社会里有一定的权威，葡人也得定时交纳地租及向海关交税。第六章《对外关系》中“与中国的关系”则更具体地从“政治关系、司法关系、外交关系”三方面的内容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在书中说：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作者）金尼阁认为，中国人已逐渐消除了见到巨大的葡萄牙船时的恐慌，请求皇帝在半岛上赐给外国商人一块居住之地，或者在一个大一点的岛屿上划给他们一隅之地。“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规定外国人必须交纳贡赋或地租，并向他们抽取货税”。中国人和满洲人都持这种观点。议事会中存有几份中国官方文书，和耶稣会士于1774年奉统治葡属印度的阿洛萨之命在果阿翻译的200份文书，都没有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证据。因此我们……同意祁主教（Dom Alexan?der da Silva Pedrosa Guimaraens）的观点，他曾是澳门主教兼代理总督，他在1777年写给议事会的信中说，“由于向中国皇帝交纳地租，葡萄牙人才得以暂时利用澳门并从中获益”。 我认为，将澳门的租用当作帝国的恩惠，而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是较为慎重的看法，因为中国政府只需命令商人、手艺人和仆役停止贸易及劳作，从那里撤退，并随即发布命令断绝对当地居民的供应，征服者便只能放弃此地。
然而，龙思泰的这一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者都买帐。许多葡萄牙学者对《早期澳门史》充满偏见，对龙思泰大肆抨击，原因很简单：龙思泰研究文献后，认为澳门是中国领土，而“他们否认此说，声称是中国皇帝送给葡萄牙人的，事实上，皇帝从未这样做”。甚至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都不乏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葡萄牙著名历史学家文德泉神甫在《早期澳门史》1992年版序中说：
60年前，当我开始研究澳门史时，我对龙思泰怀有偏见，因为蒙塔尔托和布拉加对他均有非议。
事实终究是无法抹杀的。如今，所有的人都同意龙思泰的看法，澳门是中国领土。龙思泰这一生的艰辛也终于换来了当代人和后人对他作出成就的高度评价，肯定了他在澳门史研究中作出的成绩。文德泉神甫说：
但是，当我读到龙思泰的《在华葡萄牙居留地及罗马天主教布道团简史》时，我对他的偏见便烟消云散了。
我认识到，这部重要而严肃的著作，每一页都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而这些文献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见不到了。这就使龙思泰成为一位有功于澳门的人物……
因此，龙思泰还有刊布文献的功绩，这些文献本来消失已久。由于龙思泰用英文写成的史书，澳门开始闻名于世界，后世的历史学家也得以从他的史书中汲取丰富的原始资料。从而为后人了解澳门历史作出重大的贡献。
章文钦在《〈澳门纪略〉研究》中指出；“西方学者中最早刊行的澳门史著作的人就是瑞典人龙思泰的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该书于1832年首次刊行澳门。”美国人威廉·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安德印爵士（龙思泰）写作了葡人在东方居住地的历史，尤其是澳门史，资料丰富，十分珍贵。”而其实，龙思泰的这部开创性的著作，意义远不止于此。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推测，当葡萄牙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推翻了本国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府之后，在澳门问题上，公开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澳门问题不存在主权争执，从而大体上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态度，使得中葡双方关于澳门回归的谈判进行得远比中英香港问题顺利得多，与龙思泰这部著作不无关系。所以，龙思泰，这个只因后半生生活在澳门，而以严谨态度写出这部《早期澳门史》的瑞典学者，真可谓有功于澳门，也有功于中国和葡萄牙。
资料备忘一：
30年前，很少有人怀疑，葡萄牙国王在澳门行使最高权力。由于为中华帝国多方效劳，葡萄牙臣民通过皇帝的一项特许而拥有该地。本书的作者最初也持这种观点。在1802年，一支增援的英国特遣舰队到达澳门，提议与葡萄牙人共同防御这个居留地，以抵抗所担忧的来自法国人的进攻。这本是一个友好的建议，澳门当局却不能接受，因为中国官府干预此事。1808年，中国方面再次抵制了同类事件。一支英国军队在澳门当局的同意下登陆，并在三个炮台布防。这些外国援军最终还是撤走了，登船离开澳门。这些结果表明，尽管葡萄牙人占有澳门几乎达三个世纪之久，他们从未获得澳门的主权。
资料备忘二：
我对第一位澳门的历史学家龙思泰满怀崇敬和赞扬之情。理由有很多：
1．他对澳门有着极大的兴趣，并撰写了第一部英文的澳门史著作。
2．当年澳门的新教团体，包括其奠基人马礼逊（RobertMorrison），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和天主教徒，称他们为“教皇至上论者”。
3．龙思泰从不这样。相反，他拜访了萨赖瓦主教。萨赖瓦主教当时住在圣若瑟修院，他是这样的友好，以致主教将其所有手稿和文献都给了龙思泰，打消了原来撰写澳门史的念头。
4．龙思泰学过葡萄牙文，能看懂原始文献，甚至能用葡文写信。我看过其中一封，写得非常好。
5．其后的葡萄牙历史学家来到这里，利用他的著作；但从不对他表示感激，反而激烈地攻击他。其理由是：龙思泰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坚持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否认这一点，声称中国皇帝把它给予葡萄牙人。而中国皇帝从未这样做。
因此，龙思泰是正确的，而他们是错误的。
今天，每一个人都赞同龙思泰的观点，正式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
这样，就恢复了对龙思泰的纪念。龙思泰应该得到澳门和葡萄牙人的感激与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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